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人物形象分析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比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的描寫的人物范圍更要廣闊一些，這里面的人物涉及到官場、商場、洋場。其涉及人物也相當廣泛，惡棍、騙子、狂徒、巡捕、強盜、訟師、煙鬼、官場人物、洋場才子、醫(yī)卜星相、小報文氓、江湖劣醫(yī)、人口販子、洋行買辦等都在書中有所描寫。作者用辛辣的筆觸，大膽地刻畫出當時社會的眾生相：有作賊的知縣、盜銀的臬臺，有為升官而命妻子為制臺“按摩”的候補道、逼使寡媳去做制臺姨太太的觀察，有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卻欺凌同族的民族敗類……如書中的茍才是個典型人物，完全是一個十足的衣冠禽獸，他擺闊、鉆營、貪財、好色、缺德、亂倫，諸如以上種種丑態(tài)無不展示了他污穢不堪的精神世界，從而也說明了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倫理道德的腐朽敗壞。

 
作者除了描寫這些小人物之外，還描寫了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生活現(xiàn)狀。九死一生”作品中的主要人物。小說所寫“怪狀”一百九十八件，都是通過“九死一生”的耳聞目睹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的。“九死一生”姓甚名誰，無從考稽。他說自己在世上二十年中，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：一是蛇蟲鼠蟻;二是豺狼虎豹;三是魑魅魍魎。居然都避了過去，所以當?shù)谩熬潘酪簧�”。他在南京走投無路之時，遇到當年的同學摯友吳繼之，此后便成為吳的幕友。他是在吳繼之的教育和培養(yǎng)下成長起來的，是吳繼之忠實的追隨者。吳做官時，他是吳的私人秘書;吳經(jīng)商，他做吳的經(jīng)理;吳去做考官，他充作家人，代吳閱卷。他才思敏捷，聰明過人。但他只看到社會的陰暗角落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，自以為看破紅塵，從而變得詭譎狡獪，玩世不恭。他憎惡社會邪惡，維護封建制度，同時又輕視功名，無意仕途。伯父多次勸誡他用功八股，以求功名，均被拒絕。他對官場有透辟的見解，如他曾對母親說：“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。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茍賤，才可以求得著差使。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，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，才弄得著錢。”他見多識廣，處世圓滑。喜歡嘲諷笑罵別人，自己卻又尖酸刻薄。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，便同林油腔滑調地開玩笑，一副十足的流氓相;家族修廟，族長想訛詐他，他又使小錢，又玩詭計，終于沒拿出多少錢;他想賣掉田產房屋，怕本家干預，便謊稱伯父捐官用錢，既恫嚇，又利誘，終使事情順利辦成;他到宜昌奔喪，伯母一般人懷疑他來拿遺產，他橫眉豎眼，冷言惡語，一副十足的“才子加流氓”像。但崇拜賢良，主持正義，抑惡揚善，樂于助人的確又是他性格的另一方面。當王瑞甫告訴他黎景翼逼死胞弟，又賣弟媳秋菊到妓院后，他想方設法，四處奔走，終于找回秋菊。他結識蔡侶笙后，因敬慕蔡的過人才華，剛直性格，便通過吳繼之薦蔡到藩署任職，和蔡成為莫逆之交。“九死一生”終于沒有做官，他和吳繼之含辛茹苦經(jīng)營的商業(yè)倒閉之后，便把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一書交給了文述農。在這個人物形象中，看得出作者的影子，作者與“九死一生”一樣，在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后，看到的善與惡以及寫成的文字則更近于真實。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主要內容
今天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并不太惹人注目，但清末、民國之初，它卻是一部轟動一時、婦孺皆知的流行小說，與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雙峰并峙，堪稱由舊小說過渡為新小說的橋梁。作者吳趼人，生于豺狼當?shù)赖耐砬�，故以憤世嫉俗之心，痛快淋漓之筆，作嬉笑怒罵之文，力圖以小說干預政治，抨擊時弊，揭示社會之毒瘤，為社會改革作輿論準備。
吳沃堯(1867—1910)，字趼人，又字繭人，原字小允，別署繭闇，或趼廛，又署迪齋，廣東南�？h佛山鎮(zhèn)人，故又以“我佛山人”自號。
據(jù)其友人李懷霜《吳趼人傳》載，作者少為名士，倜儻不羈，有正義感。其父為浙江候補巡檢，病故于任所，以后事托乃弟。其弟竟將亡兄宦囊席卷一空。吳趼人只得早早地負起養(yǎng)家的責任來，二十余歲即到上海謀生，曾在江南制造局當抄寫員，常為報紙撰小品文。1902年，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印行《新小說》，鼓吹“今后社會之命脈，操于小說家之手者泰半”，主張小說為資產階級改良服務。1903年，吳趼人試作長篇小說，先后在《新小說》上發(fā)表了《電術奇談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、《瞎騙奇聞》等。自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問世后，聲譽鵲起，遂一發(fā)而不可收，成為名噪一時的多產作家。1906年，他與周桂笙合作，創(chuàng)辦《月月小說》，先后發(fā)表了《痛史》等小說二十余種。晚年所撰的《最近社會齷齪史》(又名《近十年之怪現(xiàn)狀》)，世人多視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的續(xù)篇。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是吳趼人小說中最知名之作，開頭十數(shù)回曾連載于梁啟超主編的《新小說》，后因《新小說》�？�而輟筆。1907年至1909年間，作者又續(xù)成一○八回，由廣智書局厘為四卷，印成單本八冊。1935年10月又重加標點印行，此書于章回正文之末，多附有評語。1959年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此書，刪去評語。
李懷霜的《吳趼人傳》認為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是“低回身世之作”，“根據(jù)昭然”，肯定它是一部自傳。清末《缺名筆記》也說：“書中影托人名，凡著者親屬知友，則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�！币才c李懷霜持同一觀點。
其實，此書僅帶有若干自傳的因素，書中所述種種見于官場、洋場、商場的怪現(xiàn)狀，雖多是作者所見所聞，但個中人決非全是作者的親友。如第3回所述一候補道，將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去好色的制臺內室，為其“按摩治病”，以求升官一事，亦見于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。此書末回的評語說：“此回之治喪，為著者生平第一懊惱事……以見此雖小語，顧不盡空中樓閣也�！逼渲小邦櫜槐M空中樓閣也”一語，深可玩味，它告訴我們：即使取材于作者親歷之事件，亦尚有藝術虛構的成份。總覽全書及評語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一些作者徘徊于“生活原型”與“藝術虛構”間的痕跡，此類粘附生活，未能使生活進行美學升華，正是介乎“舊小說”與“新小說”之間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所特有的風格。
魯迅先生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述評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之類的譴責小說時不無微詞，但也肯定其“命意在于匡世”。
所謂“匡世”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干預政治、抨擊時弊。梁啟超《譯印政治小說序》說：“彼美、英、德、法、奧、意、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，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。”吳趼人則進一步演繹他的理論：“吾國素無言論自由之說，文字每易賈禍，故憂時憤世之心，不得不托之小說。且托之小說，亦不敢明寫其事也，必委曲譬喻，以為寓言，此古人著書之苦況也�！�(《說小說》)這苦況也是吳趼人著書的苦況。
正因為如此，所以吳趼人作小說，以期喚醒民眾，不得不借“九死一生”之口，描繪清末社會的輪廓：二十年中，“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：第一種是蛇蟲鼠蟻，第二種是豺狼虎豹，第三種是魑魅魍魎”。這些充斥于晚清社會的毒物，其害人的手段雖有攫人、啖人、蝕人之分，但擇人而噬的本質則是一樣的。其中，最難識別而又危害最甚的，當數(shù)魑魅魍魎。吳趼人用此來影射清末官場中的群魔。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所描寫的領域遠比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寬廣，它由官場進而觸及洋場、商場，而商場、洋場中的“蛇蟲鼠蟻”、“豺狼虎豹”也多與官場的“魑魅魍魑”相勾結。小說客觀上揭示了晚清社會一切以洋人、官場為中心的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社會實質。
小說的特出貢獻在于刻劃了晚清社會的特殊階層——官商，這是禍國殃民之蠹。
官商是晚清洋務運動的產物。洋務運動是清政府挽救垂死的封建統(tǒng)治的手段，然而，由腐朽透頂?shù)那宄�官員辦實業(yè)，勢必任人唯親。吳趼人曾在制造局任職，深悉其中黑幕。小說第30回寫制造局總辦李勉林為了報答仆人背負老太太逃難之恩，將此仆一手提拔為司事師爺，再由下任總辦任命他管理船廠。這位老爺上任后，第一件要事是：“傳齊了一切工匠、小工、護勇等人，當面分付說：‘今天蒙總辦的恩典，做了委員。你們從此要叫我周老爺了，不能再叫我周師爺?shù)牧恕！敝芪瘑T既然如此，局中管理工廠的委員，也大都是什么都不懂的貨色，有的甚至一個字不識。李勉林是清政府心目中辦洋務的干員，制造局“守成”的典范。典范的總辦尚且任用自己的仆人為“司事”、“委員”，則其他可知。由這類官員去管理局，管理工廠，企業(yè)怎會不被他們管得一團糟!
官商之害，二在于化公為私，貪污糜費。手握重權的官員既將企業(yè)視作調劑親友甚至仆人的肥缺，則身受其惠者及夤緣鉆營者，必以公款孝敬上司，百計干祿;同僚之間常串通一氣，營私舞弊，甚或內外勾結，盜賣公物。第52回寫官辦輪船公司漢口分公司的“總理”為了巴結前來視察的督辦，以二百五十吊錢物色了一位絕色姑娘，充當督辦的“臨時如夫人”。為此，總理還為督辦布置一所西式陳設的花園洋房，充其藏嬌之金屋。當差的為總理送來一百吊錢票，師爺問：“出在甚么帳上?”總理則說：“一百吊錢，雜用帳上隨便那一筆帶過去就是了�！彪S后，又出了一會神道;“再去拿一百吊來。這一百吊暫時宕一宕，我再想法子報銷�！蔽闹械摹板匆诲础焙汀霸傧敕ㄗ訄箐N”數(shù)語，確實很傳神，只要輪船公司不倒閉，總理就可以把為巴結督辦所花去的一切費用如數(shù)向公司“報銷”，自己不用花一個銅子，而巴結督辦得來的好處，則歸一人獨享：這何樂而不為呢?
總理如此，屬員勢必上行下效。制造局員無不用皇上家的工料、時間，做了私貨來享受或換錢。第29回說：“去年外國新到了一種卷紙煙的機器，小巧得很，賣兩塊錢一個�！本掷锏娜苏諛臃轮瞥鰜恚�“總有二三千個呢，拿著到處去送人”。三千個私貨，照市價算，就是六千塊銀元。這些私貨的工料，自然也是向局里“報銷”的。故作者說，諸如切菜刀、劈柴刀、杓子……“總而言之，是銅鐵東西，是局里人用的，沒有一件不是私貨”。一個人做些刀、杓子，當然有限得很;但是合局的人都做起來，積少成多，則是一筆巨款;成年累月，化公為私，數(shù)目更是驚人。局中的畫圖學生趙小云，做了一個精致的小火輪，是長江輪的小樣，“機器也極靈動”，可以開倒車、慢車、停車、放汽笛。此船倘有店家制造，“三百兩還做不起來呢!”但趙小云只把它賣了五十元錢，連工價的六分之一還不到。為什么?因為這也是和“賊贓差不多”的私貨。
私貨之外，還有“偷”。盡管制造局之類官商企業(yè)的大門口設了個稽查處，不準拿一點東西出去，但是，局里人只要將一些未燒透的“二煤”蓋在所盜的東西上面，偽裝一下，便可以“整籮的抬出去”，通行無阻。
至于官商與客商的貿易，更是無賄不成交。第62、63回講制造局買日本可介子煤、豆油、高粱酒之類貨物，雖說從日本運煤到制造局，不過三兩七八錢一噸的成本，局里出價四兩五錢，照理，一噸煤至少可賺七錢銀子，三千噸可賺二千多兩。如果不遍行賄賂，看貨的人可以吹毛求疵，甚至憑你把最好的“花旗(美國)白煤”代替東洋可介子煤，他也會說你是次貨，長夫(工頭)則不肯替你卸貨，帳房也會拖欠貨款，給你個一擱半年，必定要鬧得你虧本為止。假使客商在議價處、核算處、庫房長夫、帳房等處處都“招呼”到了，那么，可介子煤能用更次一等“蒲古”煤去充，甚至攙點石頭下去，也沒人挑剔。在議價處，則僅值一兩的東西可以要價五六兩。國家的庫銀就是這樣流入官員、局員和客商的私囊。
官商企業(yè)里養(yǎng)著那么多的蛀蟲，存在著那么多的窟窿、漏洞，縱使老板再大，家底再厚，也終究要山窮水盡的。
官商之害還在于官僚專制，扼殺人才，造成“楚材晉用”的局面。應該說，洋務運動確實為中國培養(yǎng)了不少人材，然而，經(jīng)辦官商企業(yè)的官員只知迷信洋人，扼殺本國人才。第30回說制造局屬下的鍋爐廠專門請了洋人當工程師，打了圖樣，準備造船。廠內中國工程師梁桂生看了圖樣，說：“照他的龍骨，恐怕走不動;照他的舵，怕轉不過頭來。”總辦知道后，大發(fā)雷霆：“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領! 外國人打的樣子，還有錯的么?不信他比外國人還強!”然而，事實證明，中國工程師的本領可以超過外國人。照洋人圖紙造的船，足足走了六七個小時，才從上海外灘開到閔行附近，輪船不能掉頭，“只得打倒車回來，益發(fā)走的慢了”。洋人們修理了個把月，毛病依舊，最后還是求了中國工程師梁桂生，“換上一門舵，把船后頭的一段龍骨改了，這才走得動”。總之，官員們崇洋、迷洋到了驚人的地步，“只要看見一個沒辮子的，那怕他是個外國花子，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”。制造局之類官商企業(yè)，用一二百兩銀子一個月的大薪水，養(yǎng)著些外國人，“遇了疑難的事，還要和中國工程師商量”。在“廣方言館”里譯書的洋人，“二三百銀子一月，還要用一個中國人同他對譯。一天也不知譯得上幾百個字”，好不容易譯成一部《四裔編年表》，開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錯。至于有本事的學生，更不被官員們看重。能制小火輪的趙小云，在識才的客商眼里，真是出百把銀子一個月，也沒有請?zhí)�，在制造局里卻擱著不用，做了十余年，始終只能當一月只有四吊錢(不到四兩)津貼的學生。洋務運動中派往國外的留學生，回來了也無用武之地�！拔�(國)花了錢，教出了人，卻叫外國人去用，這才是楚材晉用呢! 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學生不少，聽說一個個都打算向外頭謀事�！痹斐扇瞬磐饬�，都是官員昏庸無能之過。作者對中國“我花了錢，教出了人，卻叫外國人去用”的現(xiàn)狀痛心疾首，故一書之中，三致意焉。
洋務運動孕育出官商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怪物，反過來，官商的毒菌加速了官場的腐敗。第5回寫兩江總督的幕友居然出任總督賣官的經(jīng)紀人，用一個折子，“開著江蘇全省的縣名，每一個縣名底下分注了些數(shù)目字，有注一萬的，有注二三萬的，也有注七八千的”，美其名曰“點戲”。只要照著數(shù)目送進錢去，不到十天，就能得到任命。這一事實告訴我們： 清末的官場已如商場。閩浙蕭總督送一盆花給周中堂，以白玉為盆，白珊瑚作樹，瑪瑙片穿花，翡翠制葉，花心用金絲鑲了金剛鉆做的，一對花就值九萬銀子。送禮不到半年，蕭總督由全國“最苦”的省份閩浙調任“最富”的兩廣：這便是交易場上的“銀貨兩訖”。評書者說： 賄賂之風，京師素盛，但在光緒初葉(1875)以前，賄賂之費“僅二百金耳，其尤者終不逾千金”。同治、光緒年間，正是洋務運動興起、官商形成之時，足見官商習氣的蔓延促使官爵進一步商品化，官場更加糜爛了。
這部小說的素材大都來自生活，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才有可能從書中了解和分析官商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屬性及其丑態(tài)，了解即將覆滅的社會總是從上到下死命的撈錢，普遍地腐敗，就像垂危病人在行將咽氣之前就會散發(fā)出特有的腐臭一樣。
吳趼人的觀點與梁啟超相近，是個有�；噬�彩的維新派，他不止一次在書中為清廷辯護。中法之戰(zhàn)，再次暴露了清廷的腐朽，國人議論紛紛。吳趼人則借書中正面人物吳繼之之口說：“這軍務的事情，何等重大! 一旦敗壞了，我們旁聽的只能生個恐懼心，生個憂憤心，那里還有工夫去嬉笑怒罵呢?”他認為： 中法喪權辱國之戰(zhàn)，清廷只擔個“不是”——用人不當。盡管他已清楚地看到清廷已日薄西山，但他還是寄希望于幽禁瀛臺的政治傀儡——光緒皇帝。在第66回中，作者假借酒令說： “光緒皇帝有旨，殺盡天下暴官污吏�！边@種政治態(tài)度的局限，導致他只能停留在對官場、洋場、商場的丑惡作種種暴露，不可能對這些“怪現(xiàn)狀”作深層解剖，從而找出它們的根源。小說揭露了銀元局制造通貨膨脹、濫發(fā)貨幣、對百姓敲骨吸髓的官蠹。至于這個官的根子，封建王朝，則不在小說的誅伐范圍之內。
但是，吳趼人畢竟擇要記錄了清末社會丑惡的現(xiàn)實，它像一份詳盡的社會檔案，客觀上已經(jīng)否定了吳趼人的“保皇”意圖。試想，連老佛爺(慈禧太后)的心腹太監(jiān)、中堂(相當于丞相)、六部尚書、侍郎、總督、巡撫以至府、縣官員、雜佐、幕賓、差役等等，無不擠入搜刮金錢的行列，這樣的王朝還有希望么! 吳趼人實錄了客觀現(xiàn)象，使作品的意義超越了作者的創(chuàng)作意圖，成為這個王朝覆亡的判決書。
由于這部小說是現(xiàn)象的實錄，書中還有意無意地流露了一些當時尚屬新冒頭的思想。作者認為商場比官場好些，已入官場的吳繼之為了轉而經(jīng)商，寧可革職。這種視經(jīng)商比做官“高貴”的思想，正是晚清由地主轉化為官僚資產階級所特有的意識，在封建社會的文學作品中，它還是第一次出現(xiàn)。我們還可在書中發(fā)現(xiàn)“教育救國”、“進化論”之類的新思潮。小說中寫王伯述宣傳“教育救國”，他請了病假，辭了官，從山西跑到上海販書，為的是傳播講究實學的書籍，如日本人著的《富國策》之類。其目的是要改變讀書人的現(xiàn)狀，促使全國“上下齊心協(xié)力的認真辦起事來”，使中國不致重蹈波蘭被俄羅斯滅亡的覆轍。他說：“上了六十歲，一個人就有了暮氣了。”所以，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壯年身上：“所望你們英年的人，巴巴的學好，中國還有可望�！�(第22回)這一思想與吳趼人在1907年主持廣志小學、致力于教育的行動是吻合的，同時也表明了作者的“教育救國”思想是建立在“進化論” 基礎上的。第58、59回寫清末革命風起云涌之時，廣州城中官員惶惶不可終日，無端輕信謠言，以為革命黨即將起義，竟妄殺二十多個百姓。作者引用《孟子》的話說：“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�！遍W爍著民主思想的火花。第75回寫苦工惲老亨、惲來父子拾得咸水妹(妓女)的珠寶箱子，完璧歸趙;第49回寫妓女沈月卿變賣金珠首飾，湊了二千元，為教其詩詞的柳采卿代償債務。作者目的是將惲家父子、沈月卿等與充斥官場、洋場、商場的偽君子、真小人作映照，用以說明“禮失而求諸野” 的古語。這些情節(jié)客觀上告訴人們，在道德淪喪的清末社會，只有下層民眾尚保持其固有的美德，足以為中國的脊梁。
吳趼人認為：小說之作用在于改變國人的道德觀念，主張“借小說之趣味情感，為德育之一助”(《月月小說序》)。當國家、民族之危亡系于一發(fā)之際，面對缺乏文化、不善讀含意深蘊的小說、不懂得“春秋筆法”的蕓蕓眾生，吳趼人為了喚醒民眾，不得不犧牲一點藝術，改“委婉諷示”為“鋒芒畢露”�？梢哉f，“筆無藏鋒”的藝術風格之形成，自有其時代因素，更何況吳趼人“生負盛氣，有激輒憤”，他的熱情，比同時代的李伯元更加豐富，所以，他以嬉笑怒罵為文，比李伯元更加不留余地。字里行間，情感自然流露，這是吳趼人特有的文風，因病成妍，別具一格。
這部小說共記載了近二百個小故事，倘用第三人稱來寫，難免散漫之弊，《儒林外史》尚為論者詬病，何況他人。故吳趼人借鑒了西方某些長篇小說的成功經(jīng)驗，以第一人稱“我”的所遇、所見、所聞貫穿全書，將近二百個故事連成一片。
總之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(xiàn)狀》是小說史上有地位、有影響的作品; 就今天來看，也還是值得一閱的好書。